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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就业与制度变迁

  新生代农民工已不断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力军,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一支重力量。但是,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与市民相比仍不够理想,重点表现在收入不高、就业维权难度大等方面,而我国现行的体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就业能力和心理承受力、城镇承载力等都是约束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重瓶颈。因此,必须通过积极的制度改革,不断破解这些瓶颈约束。构建就业平等的社会管理体系,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系统,并努力创新就业培训和咨询机制,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适应能力,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到城镇中。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新生代农民工 就业瓶颈 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 C979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5.010
随着我国农民工不断更新换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成为一支相对独立的农民工力量。到2014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占全国农民工总数的比重已接近50%。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高的素质,表现在受教育程度更高、文化素养明显提升、从事职业不断趋向于二三产业等方面。处理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对统筹城乡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等具有重的意义。
新型城镇化中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特征
长期以来,我国农民以务农为主,有些偶尔外出打工,也主是在城市里从事低端体力劳动。随着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趋势逐步向好,但与城镇居民就业相比还有一定距离。从城乡就业对比的角度看,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主有以下特征。
总体收入水平不高。2015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均工资为4694元,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同比实际增长7.1个百分点。与城镇非私营单位相比,我国农民收入较低。除了用人单位对农民工产生的身份歧视以外,农民工自身的职业技能不高、素质偏低等也是影响其收入水平的重因素。此外,农民内部的差距也较大。虽然与上一代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文化水平等都有所提高,但是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却不及上一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究其主原因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时间较短,社会工作经验相对缺乏。
就业维权难度较高。我国农民工就业签合同率较低,社会保险缴纳率也低。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约有一半以上的人没有和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在上一代普通农民工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和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由于没有劳动合同,一旦发生劳动纠纷,维权难度就相当大。同时,有些用工单位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忽视劳动安全,导致农民工容易发生工伤事故、职业病等。农民工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大多不懂法律,导致自身合法权益难以维护。此外,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参保率仍然偏低。就全国范围来看,用人单位中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缴纳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13%、22%、5%和8%左右。
就业范围有限,竞争激烈。我国农民普遍综合素质较低,抛开基本农业技能,从事服务业、工业范围受到很多限制,大多从事低端体力劳动,强度高,薪资低。其中,从事建筑、餐饮行业的农民工人数占了大部分,人满为患,竞争激烈,人员流动性大,成为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另外,随着近几年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变化,很多小型企业倒闭,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失业,大部分都涌入了低端二三产业,也增加了就业竞争激烈程度。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临的重瓶颈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之所以表现出以上特征,主还在于新生代农民的就业存在体制、就业能力、城镇承载力等方面的瓶颈约束。
体制约束。第一,在我国特有的城乡体制下,二元化的城乡结构很难消除。当前,我国的城镇和农村之间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府服务供给等都存在明显的分割,城乡分割的体制人为地将我国居民分为市民和农民。二元化的城乡户籍制度,直接导致我国农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存在不平等的权利待遇。即使当前我国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提高农民在公共服务方面的福利待遇,但是城乡二元体制并没有得到有效根除。在这种体制约束下,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方面仍然不能得到有效的权益保障。
第二,劳动市场二元化,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无法享受平等就业机会。我国大部分地区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两类截然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一类是所谓“正式工”的劳动力市场,这类市场的职工收入较高、就业环境较优越、福利待遇较好,这是属于城市工人的劳动市场。另一类则是所谓“临时工”的劳动力市场,这类市场的职工收入低、就业环境差、福利待遇低,这是属于农民工的劳动市场。受这种二元劳动市场限制,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就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第三,就业和教育培训制度不到位,不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水平。虽然我国在城镇区域大力推进就业扶持和教育培训工作,但是在农村就业和教育培训方面仍不够到位。目前,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都只能通过非正规渠道取得就业岗位,较难真正进入有组织的就业环境,这样他们的就业稳定性就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同时,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实践过程中,因为系统、全面的机制保障不足,所以很难建立起政府部门、用工企业部门、农民工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教育培训体系,对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水平是极为不利的。
就业能力和心理承受力约束。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在文化水平方面明显提升,但是在知识经济发展不断加速的社会中,用人单位对人才职业素质和技能等方面的求日益提高。由国家劳动市场的统计信息可知,2014年我国城市劳动市场对于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用人需求占总用人需求的比重达到65%左右。但是,同期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当中也仅仅只有35%左右拥有高中及以上的学历。此外,当前我国用人单位对大专以上的职业技工等人才需求不断增加,这部分就业需求占总就业需求的比重达到60%以上。这部分就业人群一般接受过专业的职业技术教育,拥有专业化的职业技能。但是我國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专业职业技能培训的比重仅仅在38%左右。如果今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不跟上,职业技能水平仍旧无法明显提升,那么将无法适应日益变迁的知识经济社会。
  另一方面,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中存在心理方面的约束,这也没有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是一类特殊的就业群体,他们是处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群体。从融入城市的角度来看,我国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自己并不承认是市民,而是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农民。然而,在选择就业水平、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比较群体时,新生代农民工又往往会倾向于同城市居民或者同城市农民工相比。这也就意味着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上的心理压力是比较高的。
城镇承载力约束。虽然我国的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城镇化水平相比上世纪90年代有明显提升,但是目前的城镇化水平仍然不高,与新型城镇化的求还有很大差距。重点表现在城镇公共服务支出不足、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城镇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不高等方面。这些城镇承载力的约束,直接导致了流入城镇的新生代农民工规模明显被压缩。此外,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盲目追求经济规模的情况较为明显,过度的工业扩张导致了城镇产业结构不合理,使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受到限制。而当前我国许多城镇服务业的比重也不高,就业吸纳力不充分,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
新型城镇化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制度改革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与文化素质都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其对社会市场也提出了新求。为了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顺利融入新型城市化发展中,就业与社保方面的政策改革迫在眉睫。因此,本文建议以新型城镇化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保为抓手,坚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健全农村的配套设施,提升新一代农民的适应环境与就业能力,全面推进我国逐步走向城镇化。
构建就业平等的社会管理体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随着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户籍已取消了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之分,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系统。2014年7月,國务院下发了户籍改革的相关意见,推出“全面放开、有效放开、合理确定和严格控制”四个落户政策,实行城乡户口的一体化登记。户籍制度改革是我国就业、社保改革的前提,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均等化的条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部分新一代农民在城市定居,放弃了农村宅基地及土地承包权。户籍制度的改革也被列入“十三五”规划。该规划明确指出,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人口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政府应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决住房、社保、养老等问题,构建平等的就业体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系统,缩短城乡差距。新生代农民工凭借自身的能力到城镇生活非常不容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社保不仅是权益保障,而且是衡量其能否在城镇定居的关键因素。各地政府应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逐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保障,完善就业保障体系。一方面,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提升计划,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进一步提升技能,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率,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另一方面,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工作,包括社区配套服务、就业信息服务、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法律维权等。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适应能力,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镇生活。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获取就业技能,也增强适应能力,逐步融入到城镇中。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努力提升自身业务技能,加强专业技术与文化素质的学习,增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结合自身需求与城市实情,主动提升自我能力,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获取更多的工作技能。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重视身心健康,缓解进城压力,真正地融入城镇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逐步消除户籍、社保等制度性歧视,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与市民同等的服务,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适应能力,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镇生活。
改革现有教育、医疗、养老制度,减小地域限制。目前,我国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制度仍然有很强的地域限制,这也让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丧失了“走出去”的勇气,偏安一隅,以便维护家庭的稳定。其中,有些影响较大,如教育借读费、户籍地高考等,离开户籍地外出打工,便意味孩子教育将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各地区教育水平差异较大,让回乡高考的孩子失去竞争优势;再比如医疗,新农合规定报销就医范围等,也让常年在外打工者难以获得安全感。因此,从国家层面协调制定更加完善的发展制度,统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生活等全方位制度,保障其权益不受损害。
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未来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只有不断完善制度改革,提高城镇承载力,提高其综合素质,构建平等就业的社会管理体系,完善社会保证制度,才能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成为新社会结构下的建设力量。同时,我国应该完善就业培训体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生存技能,挖掘自身优势,培养一技之长,为其就业和自主创业提供信息、技术保障,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农业化水平,扩展多种经济合作形式,从而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广阔的就业发展平台。
参考文献
覃磊、王锐,201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初探》,《法制与社会》,第10期。
祖松,2016,《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引导路径》,《经济纵横》,第11期。
吴思,2016,《供给侧vs需求侧》,《中国经济报告》,第4期。
王小章,2009,《从“生存”到“承认”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社会学研究》,第1期。
刘传江,2010,《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人口研究》,第2期。